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实践指向、理论贡献和世界意义
学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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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长春（1975— ），男，四川安岳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宗教理论政策研究。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实践指向、理论贡献和世界意义
摘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关于如何认识宗教、如何处理宗教问题、如何做好宗教工作的系统性规律认识和经验总结，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应对宗教领域新变化、抵御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治理宗教领域乱象等重大问题的根本遵循。这一理论体系在重大政治判断、重大工作方法论、重大工作方略等方面作出了原创性理论贡献; 在认识宗教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构建宗教事务治理格局等方面作出了继承性理论贡献。这一理论体系所蕴涵的文化关系、权力结构和治理机制，为处理宗教治理中具有共性的 “同”与 “异”的文化冲突、“一”与 “多”的权力博弈、“内”与 “外”的治理矛盾等难题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和新借鉴，从而彰显出中国宗教之治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 宗教中国化 宗教事务治理格局 理论贡献 世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首次从中央层面明确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概念。① 在 2021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② 作为 “九个必须”之一，成为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关于如何认识宗教、如何处理宗教问题、如何做好宗教工作的系统性规律认识和经验总结，核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①。学界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②。本文拟就其实践指向、理论贡献和世界意义等问题提出粗浅意见。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实践指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具有强大的实践伟力，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宗教工作创新推进，宗教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宗教领域总体平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新时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最核心的变量，从国际上看，是中国在世界 “东升西降”大趋势中的方位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从国内看，社会主要矛盾有了新的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变化引发了宗教领域的新变化，带来了宗教工作的新挑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一) 应变
宗教领域的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规模之变，即 “量”变; 二是结构之变，即 “质”变; 三是趋势之变，即 “势”变。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要应对的重大变化。
首先是规模之变。1997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指出: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一亿多人”③。2018 年 《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指出: “中国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信教公民近 2 亿”④。从 1997 年的 “一亿多”增长为 2018 年的 “近 2 亿”，信教人数的规模增长速度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其次是结构之变。信众的年龄结构在变化，信众中年轻人的占比越来越高; 信众的层次结构在变化，高收入、高学历、新阶层群体信教的比例在上升; 信仰的动机结构也在变化，非功利性信仰的比例在增长。最后是趋势之变。比较显著的变化包括: 基督教向西北发展，伊斯兰教向南、向东传播，藏传佛教往东南流动。
这些变化从根本上看，是由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精神之间的矛盾关系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及心理根源，有了新的变量。如何引导宗教健康传承，如何在人民群众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重要任务。
(二) 御敌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⑤ 敌对势力就是要利用所谓的宗教问题，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宗教工作领域的御敌任务十分繁重，重点面临利用宗教的渗透、宗教极端势力等问题。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要应对的重大挑战。
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渗透由来已久。所谓宗教渗透，主要指政治上的颠覆和宗教上的控制。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领域都有渗透问题，表现不一样。基督教领域，美国专门针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渗透工程，如 “松土工程”、 “金字塔工程”、 “福音西进计划”等。天主教领域，焦点是主教任命权问题①，实质关系到宗教主导权，从而关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2018 年中梵签署了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之后多次延期。但中梵关系未来还面临诸多变数。
对宗教极端主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我国各种宗教，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思想、教规教义进行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坚决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自觉抵御极端主义思潮影响。”② 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但利用了宗教形式，扭曲了宗教教义，蛊惑了宗教信徒，具有很强迷惑性和煽动力。极端主义打着宗教旗号，把极端思想和宗教捆绑，和广大信教群众捆绑，和社会生活捆绑。“三股势力”已制造了数千起暴力恐怖事件。
(三) 治乱
新时期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宗教工作领域存在各种乱象，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是宗教商业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佛道教领域。一度有多种表现，核心是商业资本介入宗教。如搞 “股份制”、“中外合资”、“租赁承包”; 乱烧香，乱放生; 滥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等。这些现象有的虽和宗教界关系不大，但宗教界也面临信仰淡化、戒律松弛、追名逐利、追求奢华等教风问题，寺院道观管理制度也存在落后于时代发展等问题。
二是互联网宗教相关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③ 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的出现，引发宗教传播、信仰方式和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 “虚拟教会”、“网上传教”、“网上烧香”、“网上礼拜”等现象，活动更为隐秘、分散，对宗教事务管理提出了新挑战。
三是 “去中国化”、 “逆中国化”问题。伊斯兰教领域典型的表现为所谓 “三化”现象:“沙化”、“阿化”、“清真”概念泛化④。“沙化”、“阿化”指在伊斯兰教建筑、服饰、礼仪、语言、经学思想等方面完全照搬国外标准。“清真”概念泛化，是指 “清真”概念扩大化，一度出现了 “清真水”、“清真盐”、“清真面粉”等。“清真”概念泛化必然导致民族间的区隔，助长宗教极端思想滋生蔓延。这些问题近年得到了有效治理，但并未完全根除。
四是非法宗教活动问题。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屡禁不绝，彻底根治面临不少难点。天主教地下势力仍然一定程度存在，与政府和爱国团体对抗。有的非法组织利用各种形式和名义，搞非法传教，化整为零，日趋活跃。
五是管理相关问题。比如有的干部思想上不够重视，能力有待提升等。有的认为，宗教工作做了出不来大成绩，不做出不了大问题。还有的缺乏正确的宗教知识，无法和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有效沟通。这些现象虽不普遍，但都一定程度存在。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理论贡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在新时代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战略，拓展和提升了这一理论。可从原创性和继承性两个角度，择其要梳理其理论贡献。
(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第一，在重大政治判断上，提出了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
2015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①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基本工作路线，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工作中的生动体现。宗教工作是群众工作的一部分。这一论断揭示了宗教工作的本质属性，确立了宗教工作的政治坐标，划定了宗教工作的基本范畴，蕴含了宗教工作的应有态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更为清晰地表述了宗教工作领域的群众路线，更为彻底地贯彻了群众路线，更为具体地落实了群众路线。
首先，信教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何看待信教群众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如果还戴着有色眼镜或持有固有成见，认为广大信教群众是异己力量，是异类，是统治和管制的对象，是防范和打击的对象，就会犯根本性和方向性的错误。其次，我们党也代表着广大信教群众的合法利益。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来自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信教群众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应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部分。最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说明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是要让信教和不信教群众消除隔阂，画出同心圆，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完成中国力量大汇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齐心协力，共同奋斗。③
第二，在重大工作方法论上，提出了宗教工作关键在 “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④ 宗教工作关键在导的思想既是宗教工作的方式，也是总的方法论，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辩证法通俗化、汲取传统宗教治理经验、总结宗教工作教训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⑤ 从理论角度看，宗教的属性和价值具有多重性、变化性，需要积极引导。从现实角度看，“导”的思想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宗教工作或失之于 “放”，或失之于 “收”，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是“导”。首先，是 “导之有方”。要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群众宗教信仰，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其次，是 “导之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处理我国宗教关系，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⑥。必须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宗教工作的各个环节，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最后，是 “导之有效”。既保障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又耐心细致做信教群众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第三，在重大工作方略上，提出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理论创新⑦，是党的宗教工作理论的重大发展。就其内涵而言，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是要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增进宗教界和信教群众五个认同为目标，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的前提下，促进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逐步形成中国特色，成为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① 这一内涵可从引领目标、内容结构、原则标准三方面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增进 “五个认同”是目标。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我国宗教的精神气质，在教义思想上融入、在教规制度上体现、在行为规范上恪守，作为鲜明的精神轴线贯穿宗教的各要素、全过程。 “五个认同”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也是我国宗教传承发展之基、安身立命之本，核心是向内认同，形成中国特色，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要把握好推进宗教中国化中的变与不变的关系，重视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层次性和系统性。要坚持稳中求进、统筹协调、分教指导的总体原则，坚持有利于增进宗教界的 “五个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宗教健康传承、有利于信教群众追求现世美好生活的标准，系统推进宗教中国化走深走实走细。
首先，对宗教工作的特殊重要性认识更为深入。
其次，对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的认识更为透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就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④。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将 “遏制极端”列入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这表明处理宗教问题应更加重视治理主体的内外结合。党和政府、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要内外齐心，一起发力，内外都要强，才能遏制极端思想。“遏制极端”的提出还表明处理宗教问题应更加强调治理方式的标本兼治。只有标本兼治，才能降成本、管长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安全问题不能简单对待，否则就可能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恐怖主义，其滋生蔓延受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宗教文化等多种复杂因素影响，单纯靠一种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① “遏制极端”体现的是一种内涵式治理、源头式治理。
最后，对宗教事务治理格局的认识更为系统。
宗教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宗教工作体制机制，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社会协同、宗教自律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领导，发挥政治引领作用，提供政策法律保障，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要建立健全强有力的领导机制，把宗教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提高处理宗教问题的能力水平，推动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宗教工作。要引导社会理性看待宗教，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宗教政策法规和宗教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使全社会对宗教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包容的态度，摒弃对宗教的误解和偏见，理性看待宗教，共同维护全社会宗教关系和谐稳定。要加强宗教工作 “三支队伍”建设，发挥党政干部队伍的引领作用，发挥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的自身作用，发挥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队伍的支持作用，形成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合力③。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世界意义
宗教问题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且影响重大的问题，具有共性特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新时代宗教问题治理的正确指南和根本遵循，同时为解决宗教共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从而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一) 推进宗教中国化揭示了一种新的文化关系，为世界宗教治理处理文化关系的 “同”
与 “异”的冲突，提供了新思路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一种载体，在有的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意识形态和文化载体，从信仰、教义、制度、组织、行为等多个维度，渗入和影响社会文化，自 20 世纪以来，越来越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身份政治符号。涉及宗教因素的问题，往往演化为一种文化或文明异同之争。
比如欧美等国多元文化主义问题，突出表现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紧张关系。20 世纪60 年代美国最先兴起多元文化主义，加拿大 1971 年确立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国家紧随其后。70 年代左右，因为战后社会发展需要和移民形势的逼迫，以及政党政治的推动，欧洲也施行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但 2010 年之后，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相继声称本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失败，其重要的原因是多元文化主义形成了和主流文化相互隔离、独自运行的多个平行世界。在这些平行世界之间，宗教成为了主观分界线。2011 年挪威 7·22 惨案的主犯布雷维克辩称，自己是圣殿骑士，发动的是一场针对白人叛徒的十字军东征。作为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将多元文化主义的实施视为欧洲文化屈从于伊斯兰文化的自我毁灭。④
中国在处理文化关系，尤其是宗教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关系方面，既有独特的历史优势，也有独到的现实抉择。多元一体是我国宗教治理的显著文化基础性优势。应扎根自身的文化传统，既尊重历史，立足历史，又反思历史，超越历史，从历史正反两方面汲取经验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化也是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和文化结构相互匹配，这是中国独树一帜的重要历史优势。宗教文化要融入中华文化，枝叶必须长在主干上，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是一项既赓续传统又开出新义的重大文化工程，用春风化雨和深耕细作的方式很好化解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和冲突，促成了文化的融合和创新。
(二) 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现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为世界宗教治理处理权力关系的 “一”与 “多”的博弈，提供了新方案
宗教治理涉及多种关系，其中政教关系居于核心位置。政教关系既是治理框架也是治理前提，决定着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和构成方式。从总体看，不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政教分离均为目前世界政教关系的主流模式。
各国的宗教治理模式，与政教传统和政治文化直接关联。如西欧国家英国，目前还设有官方教会，即英格兰教会 ( 圣公会) 和苏格兰教会 ( 长老会) 。而同为西欧的法国以及同为基督新教国家北美洲的美国的政教关系，则更多体现为政教分离。在政教分离的大框架下，法国的 “世俗主义”倾向于政府保护公民不受宗教的影响，更多制约宗教的权限; 而美国的 “宗教自由”倾向于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不受政府影响，更多制约政府的权限。伊斯兰教国家宗教治理尽管差异较大，但仍深受政教传统关系制约。
尽管政教关系模式各异，但世界各国在解决宗教世俗性和神圣性的关系问题时，都重视运用各自制度框架和法治手段来处理涉宗教因素的问题。如美国在其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规定 “国会不得制订设立宗教或者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这一政教分离原则由于理解各异，仍面临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如何施行的问题。在 1970 年 “莱蒙诉库茨曼”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莱蒙标准”，包括: 法律的目的必须是世俗的; 法律的效果必须是中立的，既不推动也不禁止宗教; 法律不能让政教之间过度的纠缠。事实上， “莱蒙标准”也面临很大争议，如对于堕胎、赌博、同性婚姻等问题，如何应用 “莱蒙标准”? 这些问题是宗教问题还是世俗问题? 政府要不要立法规范? 如何避免所谓的 “过度纠缠”?② 美国在涉宗教因素的司法实践中，多次陷入政治极化的漩涡，使政教关系和宗教相关治理演化为党派之争。
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宗教治理的政治保证和最大制度优势。我们党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最鲜明的人民性。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制度上能够最大限度规避政治内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 ‘众星捧月’，这个 ‘月’就是中国共产党。”③ 众星捧月的权力结构既很好解决了领导权问题，也有利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团结。
(三) 宗教事务治理格局建立起一种新的治理机制，为世界宗教治理中处理治理结构的“内”与 “外”的矛盾，提供了新借鉴
总体上看，世界宗教治理呈现出一种力图形成内外合力治理机制的建构趋势。这一趋势可从应对宗教极端主义特别是 “去极端化”政策举措上窥见一二。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政府在“去极端化”问题上，不仅重视法律法规的完善，而且重视从宗教内部入手，调动宗教内部的制衡力量，对受极端思想毒害的关押分子进行宗教 “反洗脑”。新加坡针对反恐形势成立了 “宗教康复小组”①。小组的工作重点是应对伊斯兰教祈祷团。 “宗教康复小组”由大约 30 位伊斯兰宗教导师组成。这些导师具有宗教上的合法性，有的毕业于伊斯兰世界最高学府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麦地那大学等，很多人拥有伊斯兰研究相关专业的硕士或博士学位，主要领导人在伊斯兰社区或组织担任领导职务。他们采取多样化的方式，使被捕的伊斯兰祈祷团恐怖组织成员脱离宗教极端思想的束缚。同时，“宗教康复小组”从康复和预防两方面入手，重视对社区环境和相关家庭的引导和帮扶，也为被捕人员在 “思想改造”后回归社会作准备。新加坡的举措有一定效果，但仍然存在明显局限性。其中不易回避的问题是，宗教性 “反洗脑”工程往往带有教派倾向性，新加坡的 “宗教康复小组”倾向于宣扬苏菲主义。也就是说，作为 “去极端化”的手段有时候并不必然服从和服务于 “去极端化”的目标。
新时代中国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体现出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和动态治理特点，能够汇聚多方资源形成内外治理合力，同时把握发挥宗教社会作用的尺度和范围。宗教事务治理要推向深入，必然涉及宗教自身的时代化、现代化问题，涉及宗教与时俱进、革旧鼎新问题。如何进一步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增进 “五个认同”，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更相适应，处理好治理体系中的主动与被动、自力与他力、手段与目标的关系，是未来宗教工作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②
四、结语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宗教问题的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都很强，影响十分重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我们党围绕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应对新时代宗教领域新变化、抵御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治理宗教领域乱象等重大问题的实践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中国传统宗教治理的经验时代化，丰富创新拓展的宗教工作理论，包括对宗教和宗教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实践指向。这一理论体系在有关宗教工作的重大政治判断、重大方法论、重大方略等方面进行了原创性创新; 在认识宗教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构建宗教事务治理格局等方面实现了继承性创新。这一理论体系所蕴含的文化关系、权力结构和治理机制，为处理宗教治理中具有共性的文化冲突、权力博弈和治理矛盾等难题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和新借鉴，从而彰显出中国宗教之治的世界意义。（注释从略）
参考：世界宗教研究 2025年第2期